英亚体育

學院首頁

探尋中國經驗 講好中國故事——“人民立場”的英亞體育反貧困研究

2020-11-17


微信圖片_20201117155701.jpg

2020年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決戰脫貧攻堅之年

在這關鍵時刻

11月16日,《農民日報》整版專題報道

探尋中國經驗 講好中國故事

“人民立場”的英亞體育反貧困研究

中國反貧困研究的人大學派

書寫出人大人的使命與擔當

聯合國把貧困列為社會發展問題的三大主題之首。從全球來看,當今世界現代文明和科學技術高度發達,但貧困依然存在,貧困現象蔓延、貧困面擴大成為人類文明中一道深深的傷痕。在中國,反貧困歷來是黨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所取得的成就也是舉世矚目的。從中國視角、用中國話語總結最能體現中國特色和制度優勢的反貧困經驗,講好中國故事,是踐行“四個自信”的重要內容。作為黨創辦的第一所新型正規大學,英亞體育的反貧困研究與中國減貧歷程緊密交織在一起,書寫下輝煌的篇章。

zhu.png

縱觀英亞體育反貧困研究歷史,自20世紀80年代老一輩學者數十年投身扶貧試驗區建設,到現在數十位教授參與國家精準扶貧等重大課題研究,英亞體育反貧困研究學派(以下簡稱“人大學派”)一以貫之,秉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原則,自成一派,不斷結合時代需求,為我國反貧困事業作出了無愧時代的卓越貢獻。


人大反貧困研究貫穿中國特色扶貧開發之路

中國有特定稱謂的大規模扶貧工作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隨著現代化建設進入新的階段,中央相繼啟動三西扶貧開發計劃、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于2001年開始制定中國第一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拉開了中國特色扶貧開發的帷幕。

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作為人大反貧困研究的第一批學者,嚴瑞珍、程漱蘭等人身體力行、強調理論源于實踐,在深入調研時發現問題,通過精心思考形成理論并反過來推動實踐。代表作《中國貧困山區開發的道路》獲1996年孫冶方經濟科學獎、1996年國家教委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和1999年吳玉章科研獎。

進入21世紀,以溫鐵軍等為代表的人大學者深入研究全球化條件下和新時代背景下城鄉融合與鄉村脫貧、全面小康的創新與協調關系,強調構建農村新型集體經濟、多產融合和綠色發展、創新生態資源價值實現形式、建立城鄉新型互動關系。

隨著精準扶貧方略的提出,中國反貧困事業邁入新階段。以汪三貴等為代表的人大學者為精準扶貧國家戰略的理論研究與實踐作出了卓越貢獻。汪三貴作為中國扶貧研究院院長,參與國務院扶貧辦第三方退出評估,擔任評估總顧問。

2020年是打贏脫貧攻堅戰收官之年,我國貧困狀況將發生重大變化。打贏脫貧攻堅戰后,需要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建立相對貧困的長效治理機制,我國的反貧困事業仍有很長的路要走。在歷史的轉折點,人大又涌現出以朱信凱、仇煥廣等為代表的學者,接過人大學派研究反貧困這一長期歷史性任務的接力棒。  

人大反貧困研究獨樹一幟,特色鮮明

人大學派在中國反貧困研究的諸多方面有著無可比擬的優勢和特色。特色之一便是濃郁的“人民情懷”。以嚴瑞珍創建的“太行山脫貧與發展試驗區(1992-2000)”為例,團隊花費近兩年時間跑遍太行山區、大別山區、呂梁山區進行考察,最終選定了崗底村與周邊鄉村。項目從一開始就堅持群眾主體地位,由各村各戶自愿選擇是否參與、自主決定果樹產業種類和開發經營形式。受到自主經營激勵的農民們,身邊有先進榜樣、身后有項目支撐,態度很快從猶豫不決轉變為爭先恐后。

人大反貧困研究的特色之二是“用腳做學問”。人大學者在反貧困研究過程中遵循注重社會調查、注重用事實說話。溫鐵軍于2003年在河北定州聯合海內外學者共建了免費培養農民的“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這個“實驗”預期通過免費的職業技術培訓,引導農民建設自己家鄉并解決剩余勞動力,對于國家反貧困事業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人大反貧困研究的宗旨是服務國家大局。用思想為黨和政府建言獻策,是人大學派的又一特色。當下,人大學派的反貧困研究不但為國家精準扶貧重大戰略提供了科學依據,還對貧困地區扶貧開發的內容、途徑、機制進行了有益探索,完成了少數民族扶貧、金融扶貧、易地扶貧搬遷、建檔立卡等多項研究報告,多份報告獲得黨和國家領導人批示,并且被廣泛運用于國家扶貧政策的制定與調整,產生了積極的社會效應。汪三貴擔任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參與國務院扶貧辦第三方退出評估。

英亞體育登錄教授仇煥廣作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國際合作項目《易地扶貧的社會、經濟和環境影響評估》負責人,牽頭對“十三五”期間總投資近1萬億元、搬遷近1000萬貧困人口的易地扶貧搬遷工程進行評估。他受中央辦公廳委托,主持開展了“中國扶貧問題:形勢、挑戰與對策”專題調研工作,根據研究成果撰寫的《當前我國精準扶貧工作中應當關注的幾個問題》得到中央領導批示。

人大反貧困研究植根中國,面向世界

人大學派的反貧困研究不僅服務于中國,更致力將中國經驗推向世界。自2010年以來,人大僅以反貧困為主題就在國際各類知名經濟學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30余篇,一流的研究水平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認可。

2019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給了三位致力反貧困研究的美國學者,以表彰他們在全球減貧問題上使用的實驗性做法。與這三位獲獎者的反貧困研究相比,人大學派的反貧困研究雖然在實驗方法上有可類比之處,但核心的研究思路卻不盡相同。首先,人大學派研究反貧困問題的宗旨很明確,那就是要為政策服務、為實踐應用服務。在這個前提下,人大學派不僅注重扶貧微觀層面的操作與影響,也強調宏觀上從中央角度所關心的問題。相比符合邏輯常識的簡單問題,更關注基層扶貧工作中與政策實施時遇到的困難。其次,人大學派重視經驗總結與理論抽象,系統性地分析中國反貧困成就背后深層的原因。如人大學者們所總結,中國大規模減貧的內生動力是過去40多年經濟的飛速發展、能發揮特有的制度優勢、動員市場主體參與扶貧、選派大量干部駐村扶貧等。

明晰了中國反貧困事業背后的機理,便能更好地闡釋中國經驗的適用范圍,在推廣過程中更好地創造有利條件,幫助其他國家找到反貧困工作的前進方向。

wen.png

貧困問題一直以來都是世界性難題。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始終高度重視減貧事業,在農村人口基數大、貧困面廣的不利條件下出臺了一系列重大戰略,有組織、有計劃地全面推動脫貧攻堅。從減貧與國民經濟發展的相互關系角度劃分,大致有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20世紀50年代)
消除絕大多數“絕對貧困”


1952年土改完成,3億多無地和少地農民獲得了7億多畝土地和生產資料,受益農民達到當時農村總人口的約70%。1952年與1949年相比,糧食總產量由11318萬噸增加到16392萬噸。

整個20世紀50年代,工業化建設帶動了大量城市就業,吸納了2000萬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進城支援國家工業建設。到1952年,工農業產值達到810億元,其中農業產值483.9億元,比1949年增長了48.4%,農民人均凈貨幣收入達到127.9元,比1949年增長了80%。

第二階段(20世紀60-70年代)
國家工業化進程加快

1960年,蘇聯停止援助,中國不得不自主維持不能產生市場效益的軍重工業。加之1959年-1961年大面積自然災害,糧食產量逐年降低,農村人均糧食消費量從1957年的409斤減少到1960年的312斤。1963年,國內經濟逐步恢復,調整產業結構成為“三五”計劃的重點內容。一方面,采取了“順周期”緊縮和強化“城鄉二元結構”的政策。另一方面,大規模投入國家工業化所必需的大型基本建設和農業建設。1949年-1982年期間,全國4.2萬公里的江河堤防絕大部分獲得了整修加固,各地計劃受益萬畝以上的大型水利工程達107項,群眾性農田水利建設達208萬處,共擴大灌溉面積3240余萬畝,使得全國耕地面積從14.68億畝增加到16.19億畝。 

第三階段(20世紀80年代)
再度大面積消除貧困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成為農民脫貧致富的內生動力。1981年-1985年期間,全國實現了糧食產量持續增長,到1984年糧食總產量超過4億噸。1982年起,連續5年中央一號文件推進農村重大改革,以農村百業興旺推動國民經濟在1982年復蘇,隨后在1983年實現高增長。1981年-1985年期間,全國城鎮職工的年平均工資收入年均增長4.7%,農村居民人均年收入年均增長14%。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續增長,實際增長率遠遠超過城鎮居民家庭,特別是1981年、1982年和1984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超過20%。

針對老少邊窮地區,1982年中央啟動三西扶貧開發計劃,形成了中國扶貧區域開發和易地脫貧的減貧模式。隨后,國務院于1986年成立扶貧經濟開發領導小組,省、市、縣建立扶貧領導機構,從上到下正式成立了專門扶貧機構,確定了開發式扶貧方針,中國扶貧進入組織化、計劃化、規范化的大規模國家開發式扶貧時代,并且建立了財政專項扶貧資金。

第四階段(20世紀90年代)
變局中育新機

中央于1993年夏季再次決定實施宏觀調控,1994年相繼推出財政改革、分稅制改革和國企改革來應對一定程度上的通脹和赤字危機。20世紀90年代初,鄉村整體勞動力、資本和土地收益外流,部分農民失去非農就業收入,分散小農戶市場化競爭能力減弱。對此,1994年,我國提出《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1994-2000年)》,對當時全國農村8000萬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集中人力、物力、財力,動員社會各界力量,力爭用7年左右的時間(從1994年到2000年)基本解決。重點對分布在中西部深山區、石山區、荒漠區、高寒山區、黃土高原區,地方病高發區以及水庫區等國家重點扶持的592個貧困縣實施靶向扶貧。同時繼續堅持20世紀80年代開發式扶貧方針,主要賦予信貸、財稅、經濟開發方面的優惠政策。其間,中央財政累計安排財政扶貧資金約531.81億元,年均增長9.81%。 

第五階段(21世紀以來)
精準扶貧與鄉村振興

為實現城鄉再平衡,2002年,中央將“三農”問題列為重中之重,同年明確城鄉統籌戰略;2005年,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在確立“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同時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歷史任務,明確發展縣域經濟主要靠城鎮化與中小企業;2012年,黨的十八大把生態文明確立為新的發展戰略;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把突破二元結構作為城鄉一體化主要內容;2017年,黨的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這些戰略都需要向農村基本建設和社會文化等領域大規模投資,近年來“三農”投入在財政支出中占比最高。

為實現貧富差距再平衡,2001年國家制定了《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年)》,鞏固扶貧成果、提高發展能力、縮小發展差距,重點扶持集中在中西部少數民族地區、革命老區、邊疆地區和特困地區的貧困人口;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精準扶貧;2014年,中央進行了精準扶貧工作模式的頂層設計;2015年,印發《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提出到2020年消除7000余萬貧困人口的戰略目標;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動員全黨全國全社會力量,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確保到2020年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打贏脫貧攻堅戰。

21世紀以來的20年,中央用“看得見的手”,對資金、技術等老少邊窮地區稀缺要素重新配置,同時也調動各種社會資源參與脫貧攻堅。2001年至今,中央財政累計安排財政專項扶貧資金7000億元左右。

yan.png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我到過不少貧困山區做經濟調查,還親身參與了反貧困工作。我發現貧困山區大都具有以下兩個特點:生態失衡和自然經濟模式。

我國山區面積占國土面積近70%。受重力作用,在森林、草地等植被遭到破壞的地方,坡地上的土壤被持續不斷的降水沖到坡底,在兩面坡的夾溝里形成洪水流,夾帶土壤、砂石沖向溝口。在降水量不大的情況下,也會淹到溝外的農田,淤積泥沙,降低農田肥力,影響排水和灌溉工程建設。在特大降水情況下,就會形成洪水,沖毀下游的農田、道路、橋梁、村莊,造成財產和生命損失。

由于肥沃的表土層被地表徑流沖走,土壤結構變差,同時缺乏植物根部的保護和固定,土壤喪失了儲水能力。一到降水便成澇,連晴幾天便成旱,一畝耕田產量不過一二百斤,三四畝地才能養活一個人,農民不得不上山開墾新地。這些新墾荒地又造成了新的水土流失,惡性循環導致生態失衡愈演愈烈。

在這樣的生態環境下,風調雨順的年頭一些勞動力條件較好的農戶還能勉強維持溫飽,但在收成不好的年份,大部分農戶無法獲得溫飽,更不要說勞動力條件差、疾病纏身的農戶,就只能淪為貧困戶了。這里的農戶所陷入的完全是一種封閉的、只謀求口糧自給的自然經濟模式。這種模式,既無經濟動力、也無經濟活力,上千年的歷史已經證明這是一種沒有前途的經濟模式。

要穩固擺脫貧困,就得從擺脫生態失衡和自然經濟著手。

要治理生態失衡,就得從治坡、治溝著手。利用種樹、種草等生物措施以及修水平溝和梯田等工程措施,把坡面控制起來,層層攔截,把水土攔蓄在土層內,避免沖刷到坡下。在兩坡之間形成的夾溝溝口也筑上攔水土壩,在特大降水情況下攔蓄從溝上下來的水土,把泥土淤在溝內,既保護了溝外的農地,又經日積月累淤成新的農田,用于農業生產。治理好坡和溝,就為治理坡下和溝外的農田創造了條件。這些靠天收的瘠薄農田是農民主要的生產生活來源,可以在這些旱地開挖排水溝和修筑灌溉渠、平整土地、開發水源,把它們改造成旱澇保收的基本農田,就能成倍增加產量。

過去三四畝地才能養活一個人,現在只要半畝地就夠了。人們可以種植經濟價值更高的農作物,還可以種植飼料作物發展畜牧業。在經過治理的坡地梯田和魚鱗坑里,還可以發展果樹、茶樹、油料作物等特色產業。農民的生產門路多了,有些農戶可以搞農產品加工,有些可以搞銷售,還可以輸出勞動力去城市就業;有的村莊因為生態建設搞得好,還可以開發旅游業,發展鄉村游。

過去農民種幾畝地只求溫飽,現在有了剩余農產品就得設法銷售到市場,有些農產品本身就是面向市場生產的,這樣生產自給型自然經濟模式逐步被打破、被商品型經濟模式所取代。這種經濟是為滿足市場需求而生產,而市場的需求是多樣的、不斷翻新的,更能調動起生產者創新的動力。

循著商品型經濟模式的路子發展,就會要求農戶不斷擴大生產,增加收入;要求修通與山外相連的道路,以創造市場、建立貿易渠道;要求完善具備信息技術的服務系統,以便提高產品的質量、技術含量,以此提高市場競爭力;農民也會在日益開放的外部世界面前,要求接受新的現代教育等。

當然,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走完這個過程,主要依靠農民的內在動能,沒有這種內在動力,這個過程是無法啟動和持續下去的。在這個過程中,會要求大量的啟動資金和投資,來自外界的援助必不可少。有些屬于營利性的投資應該由受益者(盈利企業)投資;有些屬于農戶受益的,例如購買果苗、牲畜和畜舍的興建等投資,應該由農戶自行籌措資金,不能完全依賴國家,農戶目前無法籌措的,應通過借貸資金予以解決,但需按合同規定予以償還。

cheng.png

2020年中央一號文件,第一項就是“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同理,對于農業經濟和農村發展領域的教學研究者,反貧困始終是我們極其重要的教學研究內容

作為中國農業經濟和發展經濟學家嚴瑞珍教授的學生,我始終認為,堅持反貧困研究(“三農”研究)的“人民立場”,應當讓我們的研究貼近實際、貼近真實、貼近民眾、貼近現實需要,從而惠及貧困農民,為中國反貧困事業添磚加瓦。

就以嚴瑞珍教授創建的“太行山脫貧與發展試驗區(1992-2000)”為例。項目截至2000年已覆蓋河北省內丘縣侯家莊鄉、白路角鄉(現已合并)和獐牟鄉3個鄉51個村的5300戶2.1萬人,改造荒山為高標準水平梯田(圍山轉)5萬畝,修建水利工程128處,種植板栗、蘋果180萬株,2000年起陸續產果并銷售,收益持續至今。

嚴瑞珍教授做人做事做研究的“人民立場”,是扶貧開發項目與校內教學研究“雙豐收”最重要的前提和基礎。

項目選址在崗底村,需要一大早從北京出發、搭乘火車汽車馬不停蹄直到天黑才能抵達。此前,嚴瑞珍夫婦花費近兩年時間跑遍太行山區、大別山區、呂梁山區考察,最終在這里結識了一位開荒山種蘋果帶領全村致富的村黨支部書記(即20多年后的“全國十大杰出村官”、當時不滿40歲的楊雙牛),以及一位愿意造福鄉親的縣科委主任。崗底村常年干旱“天背時”、滿山石頭“地不利”,有了“人和”這個主體因素,項目成功便有了前提。

在選擇開發內容和經營形式上,項目從一開始就堅持群眾主體地位,由各村各戶自愿選擇是否參與,自主決定果樹產業種類和開發經營形式。自愿參與的項目村,有讓項目戶直接平分荒山開山種樹的,也有集體統一開山整地栽樹后無償分給農戶自主經營的。兩種形式下,灌溉設施都由集體組織興建,果樹都由農民家庭經營。已經開發成功的崗地村不參與,項目組租住在村委會,方便傳授經驗。項目同時聘請了河北農大果樹專家現場進行技術指導。

隨著項目實施,群眾用持續造林“投票”,資助方用追加資助“投票”,內丘項目獲1997年國家科技扶貧獎、1996年河北省科技扶貧獎、1998年河北省山區創業獎、1999年邢臺市科技進步獎、1998年內丘縣委政府開發獎。最高的榮譽來自受益農戶:“大家都在念著人民大學嚴教授的好呢!”

習近平總書記要求“長期堅持并不斷完善和發展”的“彌足珍貴”的反貧困經驗之一,即“堅持群眾主體,激發內生動力”“脫貧攻堅,群眾動力是基礎”“用人民群眾的內生動力支撐脫貧攻堅”,不僅適用于開發項目,也適用于智力扶貧。嚴瑞珍教授的內丘項目因“群眾主體”“人民立場”而達到了反貧困效果,提煉了正確的反貧困理論和政策,從而助推了反貧困事業。

扶貧項目的“群眾主體”,源自主導者的“人民立場”,而這也正是我們為決戰決勝脫貧攻堅而繼續深入研究反貧困理論和政策的原動力和總原則,也是習近平總書記“堅守人民立場,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在反貧困研究領域的貫徹落實。實踐證明,只有腳踏實地、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才能站穩人民立場,服務國家大局。

wang.png

我第一次關注貧困問題是在攻讀博士期間,當時幾乎跑遍了中西部貧困地區。農村的貧困狀態激發了我研究貧困問題的興趣。隨后30多年我將自己的研究領域聚焦在貧困問題,走遍了全國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和300多個貧困縣,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為國家制定扶貧政策提供咨詢,參與國家的扶貧開發和脫貧攻堅實踐,為消除中國的絕對貧困貢獻自己微薄的力量。

30多年來,我主持完成了數十項貧困相關的研究項目,包括2項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我國特殊類型貧困地區扶貧開發戰略研究”和“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機制與政策研究”的研究工作,是國內第一個將實驗性研究方法引入中國反貧困研究的學者。理論與實踐的有機結合不僅促進了中國反貧困實踐,也深化了理論研究成果。我還提出了特殊類型(深度)貧困地區致貧機理和發展路徑,分析了中國大規模減貧的經驗、推動力量和制度因素,系統闡述了習近平總書記精準扶貧理論和實踐,前瞻性研究了中國扶貧城鄉一體化扶貧策略。出版學術專著12部,在國內外核心期刊發表論文160余篇,向世界分享中國經驗、講好中國故事,為全球減貧貢獻中國智慧。我的主要成果包括:《中國農村的貧困問題》、《當代中國扶貧》(中英文)、《在發展中戰勝貧困》(中英文)、《扶貧開發與區域發展——我國特困地區的貧困與扶貧策略研究》、《城鄉一體化中反貧困問題研究》、《少數民族貧困問題研究》、“中國40年大規模減貧:推動力量與制度基礎”、“中國的扶貧績效與精準扶貧”等專著和論文。

理論研究要服務于國家的重大戰略目標,才能體現研究的價值。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我一直積極參與國家重大扶貧政策的研究咨詢工作。作為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和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我為中央和扶貧相關部門提供了上百份政策研究報告,10多份研究報告得到了國家領導人的批示,9份研究報告獲得相關部門省部級領導批示。研究成果為相關扶貧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學依據,在實踐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脫貧攻堅工作開展以來,我組織和參與了扶貧領域的第三方評估,在評估標準制定和實地評估中都有突出貢獻,為確保脫貧成果真實可靠貢獻了力量。作為國家貧困縣退出評估專家組組長,我負責評估調查問卷和退出標準的制定工作,組織專家組成員制定評估規程等技術標準,探索和實踐了第三方評估的方式方法。同時,還積極參與貧困縣退出和各級黨委政府扶貧工作成效實地評估,秉承“實事求是”的精神,確保考核評估公正客觀,累計動員師生超過1000人次,參與了68個貧困縣退出評估工作。

為了幫助地方政府更好地理解重要的扶貧政策和脫貧標準,我還積極參與了精準扶貧和考核評估的培訓工作。2019年我承擔了西藏、云南、四川、重慶、貴州及海南的貧困縣退出專項評估檢查的培訓指導工作,為各級政府提供精準扶貧培訓和政策咨詢數十次。

作為一名學者,繼續深化反貧困理論研究和政策實踐是我一生的追求。目前我承擔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脫貧地區持續發展的內生動力及政策研究”,未來將繼續組織和依靠英亞體育長期積累起來的反貧困研究力量,系統研究脫貧地區和脫貧人口可持續發展的內生動力和激發內生動力的機制,為2020年后的反貧困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論基礎。



學院官方微信

8610-62511061/82509122

sard1@gnu-india.org

英亞體育

亚博网站登陆 亚博网站登陆 亚博网站登陆 亚博网站登陆 亚博网站登陆